增长谜题——近200年里，在停滞30万年后，实现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近200年有了14倍的人均财富/收入增长、预期寿命也不止翻倍地增加？

奥戴德·盖勒：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看，中国所处的地理交通相对便利，导致中国的政治统一、便于统筹管理，这在工业革命之前都一直是对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有利的因素；然而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原先的有利因素逐渐成了障碍，因为在推动技术快速发展方面，竞争与文化可塑性所起到的作用开始占据上风，而过于整齐划一和缺乏变通的文化会不利于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变革，所以我们看到在近代几百年里，中国被地理环境更加松散、交通更加不便但也更加多样化、有更强竞争和创新意识的西方所超越了。

36氪：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统一增长理论”吧，以及这一理论与您的新书《人类之旅》之间是什么关系？

古希腊有一句谚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借用这一比喻，说思想家也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兴趣广泛、涉猎很多问题的“狐狸型”思想家，另一类是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刺猬型”思想家。如按照这一标准，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犹太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或可被归为后者一类，他是个刺猬型的思想家。而他想要刺向的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财富增长与不平等谜题。

尽管中国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奥戴德·盖勒却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问题并不必要过度担心，人力资本形成和科技变革所带来的贡献将使经济告别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的早先模型。

36氪：您在书中描述了很多关于人类是如何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有一种担忧是说我们落入了“低生育陷阱”，因为生育率持续降低，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迎来负增长，人们担心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以及会产生养老问题等。但是依据您在书中提出的理论，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大转型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应该是件好事才对，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还够得上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吗？

我出生和成长于耶路撒冷，在这座城市的生活，让我天生对于理解历史根源在塑造人类行为、宗教、种族、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发展繁荣上的作用有着强烈的敏感性和浓厚的兴趣。

不平等谜题——全球各国家与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过去200年间，这种不平等会加剧到如此程度？

奥戴德·盖勒：我对于当下气候变化的情况并不感到乐观，但可以说我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鉴于过去人类走过的发展之路尤其是近200年里技术条件和生活水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仍在持续作用，如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人力资本的发展、教育和性别平等发展以及科技上的持续进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种因素驱动下，人类能够找到一种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技术路径——正如面对COVID-19这一巨大挑战的时候，人类也充分发挥潜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一样。

接着再来说说《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与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作者）相反，他是试图去探寻了不平等的根源的。但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提出的是，各国向农业社会转型的时机对于一国的财富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个笼统和直观的看法。而我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各国向农业耕作的转型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只会持续到1500年左右，而此后乃至如今的发展情况则与向农业社会的转型时间关系不大了。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来说，这一因素可以不被纳入考虑范围。与此相反，我在书中阐明的是，人口多样性、地理因素、文化特性以及制度因素等对于理解今天的发展不平衡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这种“停滞”状态，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人口论》中有过论述，他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与财富增长，终将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所抵消，所以人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会停滞在一个基准线附近，而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繁荣状态。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值得过度担心。因为就如我们在这最近的200年中所见证的那样，生育率下降、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会使得现有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能享受到更充分的教育资源，这份增加的人力投资能够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为科技进步打下基础。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人力资本在科技贡献上更高效的转化，我们会见证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这种科技的进步将可以弥补相比之前总体劳动力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弊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办到更多的事且做得更好更高效，而告别之前过于依赖人口数量的经济增长模型。

文章来源：《人口研究》 网址: http://www.rkyjzz.cn/zonghexinwen/2022/0902/1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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